改革开放40周年，知识产权制度变迁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灵魂。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知识产权战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知识产权战略往往被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所忽视的，企业并不知道知识产权正是中小企业四两拨千斤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的40年，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40年，也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由弱到强，逐步变被动为主动的40年。从20世纪80年代制度框架的初步建立，到21世纪以来制度体系的形成，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走过了一条不同于美、日等知识产权强国的快速发展道路，为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社会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十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演进大体分为四个阶段：1978至1991年的被动立法期；1992至1999年的调整发展期；2000至2007年的探索适应期；2008至今的主动变革期。

改革开放之初，迫于外部压力，我国开始恢复知识产权工作，推进知识产权立法。十年“文革”使得本就处于“襁褓”中的知识产权工作陷入停滞，并触发开放初期中美贸易中的一系列问题。为尽快建立知识产权制度，1980年，我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务院委托成立多个知识产权立法小组，学习国外的知识产权制度和管理经验。在较短时间内，我国先后颁布《商标法》（1982年）、《专利法》（1984年）、《著作权法》（1990年）和《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初步建立了基于国外制度经验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律体系。

2008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纲要》，知识产权上升为国家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要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加强法制建设，提升知识产权竞争力。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知识产权制度主动变革的新阶段。同一时期，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国际经济低迷，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经济复苏需要依靠中国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开始主动修订知识产权制度，运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并开始布局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知识产权制度。

此外，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区域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法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的输出因其独特性成为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合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知识产权布局不断完善，并开始参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订，逐步登上知识产权的国际舞台。

如今，以网络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已蓄势待发。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知识领域的出现，及其与传统产业结合的不断革新与突破，不仅对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形成巨大冲击，更是对知识产权的边界以及社会伦理与安全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一，注重特定领域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第二，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协同治理机制。第三，深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四，充分利用技术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

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企业只有创新，不断产生新的产品，才能抢占市场先机，在某个或某些产品中达到基本垄断的市场地位，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创新回报。。知识产权拥有量能够强有力地证明企业的创新能力，可以以此获取客户信任，树立企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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